朱維群
  “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可動搖
  朱維群
  據人民網報道,中央巡視組在向今年第二輪巡視的各省區市、單位反饋意見中,批評一些地方少數黨員信仰宗教、參與宗教活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向,它表明,少數黨員背離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轉而投向宗教的問題,已經引起中央有關方面重視,並納入紀律工作的視野。
  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本來是我們黨從建立之初起就一貫堅持的重要思想原則和組織原則,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但是近年這一原則屢屢遭到質疑和否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一些“學者”在故意攪渾水。
  政治綱領和世界觀高度一致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
  一個常聽到的論點是,說共產黨不能信仰宗教,是將政治信仰與宗教信仰混為一談,是對信仰認識的專制與僵化。事實上,世界各國政黨在政治主張與宗教信仰的關係問題上情況十分複雜,並無普遍適用之規。有的政黨只對其成員的政治主張有所規定而不要求世界觀一致;有的政黨完全建立在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礎上,甚至明確打著宗教旗號;也有的政黨只著眼一時選票,既沒有長遠的政治綱領,也沒有完整的組織系統,當然更沒有黨內世界觀的認同。
  而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鮮明特征,是政治綱領和世界觀高度一致,黨的全部理論、思想和行動都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之上。正是由於擁有科學的世界觀,我們黨才能領導人民依靠自己長期、艱苦的探索和奮鬥,一步一步奪取革命事業的勝利和實現初步富裕,而不是引領人民把希望寄托於神靈和祈禱,去追求虛幻的天國和來世;才能通過億萬人民的實踐不斷探索和深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的認識,而不是乞靈於神靈的啟示和主觀主義的臆想;也才能從世界觀上為黨保持統一的、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奠定堅固的基礎,而不是把黨搞成黨員各信各的神靈,為眼前一時利益而聚散的鬆散團體。
  政治綱領和世界觀高度一致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也是我們實現全黨團結的組織優勢。沒有這一世界觀基礎,黨的全部思想、理論、組織大廈就要坍塌,我們就不叫“中國共產黨”。筆者認為,如果有人把這也叫做“專制和僵化”,那麼他離開這個黨就是了,而不應一邊挖黨的牆角,一邊又聲稱這是為了黨好。
  他國政黨的政策不能作為改變中共政策的依據
  還有一個常聽到的論點是,現在越南共產黨、古巴共產黨和俄羅斯共產黨都允許黨員信教了,中國共產黨應當學習他們。事實上,以上幾個黨所處社會的宗教問題的歷史和現狀都非常複雜,黨的政治綱領、指導思想和社會作用與我們黨相比都存在相當大差別。經歷“共產主義陣營”解體之後,人們早都認識到各國政黨有權選擇自己的道路,制定自己的各項政策,沒有哪一個黨的政策天然可以成為其他黨必須共同遵循的模式。
  時至今日,還有人企圖把他國政黨的政策拿來作為改變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依據,使人仿佛看到歷史的倒退。我們不否定以上政黨依據本國國情制定自己宗教政策的探索,也不排斥借鑒他們的有益經驗,但客觀地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整體發展並不比他們差,中國執政黨宗教政策的整體效果也不比他們差,還需要拋棄我們自己成功的經驗去照搬別人那一套嗎?更何況別人那裡宗教領域混亂、頭痛的事並不比我們少。在有些“學者”那裡,對越共、古共、俄共等從來是不屑一顧的,而唯獨在“黨員可以信教”這一點上,鼓吹、推介不遺餘力,這種怪象不應當引起思索嗎?
  把社會道德水準下降歸咎於無神論,是謬說
  還有一種影響較廣的認識誤區是:宗教信仰缺失導致當前中國社會道德淪喪,有那麼多的黨員、幹部在金錢、美色、權力面前倒下,就是因為缺少宗教道德約束。其實,把社會道德水準下降歸咎於無神論,是一種相當古老的謬說。
  筆者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的道德規範可以分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兩類。由於中國傳統哲學的人本主義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國人道德建設的主要支撐,比如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乃至今天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都屬於世俗道德,我們民族歷史上仁人志士,大多數是在世俗道德熏陶下長成的。宗教道德的作用則是第二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夠對社會生活起到一定積極作用,是因為其有益內容同樣是從世俗生活中產生並與世俗道德相契合,只不過加上了神靈的光環。因此,說信教人數不夠多導致中國人道德缺失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們黨的任務是引領宗教界在社會道德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幫助他們把社會更多的人乃至共產黨員變成宗教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總體道德水平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這個問題有待專門分析。而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謂“世風日下”,與這些年社會信教人數不正常增長、宗教活動過熱同時發生;世界範圍內宗教團體(如梵蒂岡)道德危機頻繁出現,並不比世俗社會少;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衝突甚至戰爭發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國家、人群之間,與無神論並無關係。就我們黨內產生的腐敗分子來說,固然其中有不信仰宗教者,但是也不乏叢福奎、韓桂芝、劉志軍、李春城等諸多宗教狂熱分子。
  一個社會道德的提升是多種因素起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條件下的道德約束作用,但如果認為宗教越強大,社會道德水平就越高,那麼中世紀梵蒂岡影響下的歐洲應當是人類道德的黃金時代了,而文藝復興則是多餘的了;達賴統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應當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則是多餘的了。
  有人想向中國共產黨“傳教”
  順便指出,現在有的極力宣傳“黨員可以信教”的“學者”,實際上早已皈依基督教,這種宣傳已帶有向共產黨“傳教”的性質。筆者希望這樣的人有勇氣以虔誠基督徒身份同筆者討論問題,而不要刻意裝扮出純客觀、無立場的模樣。
  今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再次指出,黨員要堅決執行不信仰宗教、不參加宗教活動的規定,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劃清界限,同時尊重和適當隨順民族風俗習慣,以利於更好聯繫信教群眾,把他們緊緊團結在黨和政府的周圍。這再次表明,“黨員不能信教”原則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黨的主要領導同志有關論述中是一以貫之的。我們黨政治上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只能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基礎之上,不可能有其他選項。▲(作者是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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